在中国瑜伽教练的带领下一起流汗吧！[2]从铁矿到IT产业，如今的印度专家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地位。同时，中国年轻一代的职场人士正在慢慢发现，从这个邻国传入的一项“舶来品”正变成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就是瑜伽。与篮球、高尔夫一样，瑜伽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件新生事物。然而，随着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以及腰围的不断增加，瑜伽也成为了一项朝阳产业。

　　如今，瑜伽在全球的很多较发达经济体广受欢迎。而中国也上演了这一波“瑜伽热”。中国或许错过了上世纪6、70年代时为西方国家所追捧的瑜伽“体式法”（asanas）、呼吸法（pranayama）和冥想，这些都可以达到身、心、灵的合一。但是中国已经在这几年追赶了上来。

　　瑜伽在中国的出现始于1985年。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播出了由“中国瑜伽之母”张蕙兰主持的日间瑜伽节目。头戴花环、身穿夏威夷服饰的张蕙兰以柔美的瑜伽姿势带领中国的家庭主妇们做瑜伽。这档节目尽管在1999年停播，张蕙兰仍然在夏威夷坚持从事瑜伽的推广工作。她开办了网上商店销售自己的CD和DVD，并在美国的电视上进行宣传。

　　不过，即便是在90年代末这档节目停播之前，瑜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并不十分明朗。美国得克萨斯人Richard Baimbridge曾在1999年首次造访中国。据他回忆，“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瑜伽。他们曾经问我能被活埋多长时间。”现在，Baimbridge是上海“卡玛生活瑜伽会馆”的项目总监。像这种由本地创业者和外籍瑜伽教练联合开办的瑜伽练习馆在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他们的目的就是复制瑜伽在香港取得的成功。2002年，香港成立了一家十分受欢迎的瑜伽会馆——Pure Yoga。

　　2004年，来自中国安徽省的房地产经理Nelly Wang成立了卡玛生活瑜伽会馆。短短几年中，她对瑜伽的热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只是为了治疗背部疼痛。“当时上海的绝大多数瑜伽馆都很小，或许只是在某个人家里找一个房间而已。”“因此，我决定在上海开办一家专业的瑜伽馆，引入世界一流的瑜伽和教练。”现在的卡玛生活瑜伽会馆有中外会员约2000名，参加各种不同的课程八戒体育官方网站。会馆位于上海现代感十足的浦东金融区，居高临下，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

　　上海的瑜伽馆从只有一间屋子的健身房到大型会馆，大大小小约有200家。不过，大型的瑜伽会馆正在以成倍的速度蔓延全国。Baimbridge说：“瑜伽馆正在中国各地普及。”他练瑜伽已经有12年了，教瑜伽也有6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他在各地帮助建立了多家瑜伽馆。他说：“前不久，我在广州考察一家名叫Brahma的瑜伽馆。他们有4家会所，会员5000人。他们的教练都非常棒。”

　　瑜伽产业并非只在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美国的一本杂志《瑜伽月刊》（Yoga Journal）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约有1600万人练习瑜伽，占整个国家成年人口的近7%。他们每年花费的课程费、服装费和设备费总计达到70亿美元。这一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87%。在日本，曾经由于奥姆真理教的恐怖袭击事件而迟迟得不到关注的瑜伽也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家名叫“Yoga Works”的日本瑜伽垫贸易公司表示，约有100万日本人在健身房练习瑜伽。

　　练习瑜伽并不便宜。以日本为例，一堂60到90分钟的瑜伽课程需要花费约3000日元（约合37美元）。而在美国，一堂课通常需要花费10到20美元。

　　在中国，一堂瑜伽课的费用甚至高达200人民币（约合30美元）。这是很多人难以承受的价格。对于那些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的人来说，他们所看重的是瑜伽所能达到的锻炼效果，而非精神上的。

　　“我在中国教授瑜伽的时候，主要是从健身强体的角度入手，”Baimbridge说道。“而我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授课、或者给其他国家的人授课时，我则会更加侧重从精神角度传授瑜伽。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引用由Iyengar撰写的瑜伽经典教程《瑜伽之光》（Light on Yoga）中的话说，绝大多数人接触瑜伽，都是出于“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原因”。

　　与很多国家一样，中国的主流瑜伽爱好者都是些年轻的白领女性。上海市场调研公司通亚（Access Asia）的市场营销总监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介绍说：“对于中国女性而言，这是一种西方的流行生活方式，”他说。“在中国，练习瑜伽就如同去星巴克一样。”但与追求咖啡因带来的轻松感觉不同，很多人练瑜伽是为了释放压力，或者快速减肥。这些都是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通病。

　　人们完全有理由寻找这样的方式减肥。根据2010年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国至少有9000万肥胖者；2015年之前，这个数字有望攀升至2亿。弗伦奇认为，这种现象一部分是由“独生子女政策”引起的，6个成年人（一对父母、两对祖父母）过分娇惯仅有的一个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就不得不经历痛苦的减肥考验。

　　在中国女性中间日益盛行的健身风潮似乎并不能让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她们去健身房并不是去健身的，而是去找男朋友。”弗伦奇这样说道。他与人合着了一本书《肥胖的中国：腰围如何改变一个国家》（Fat China: How Waistlines Will Change a Nation）。他说：“如果你问她们：‘你们去（健身房）都做些什么运动？她们会说一个星期去两次，就在跑步机上跑一英里。’”

　　弗伦奇通过调查发现，虽然中国媒体对于“乐活”（“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报导很多，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渴望通过一蹴而就的方式实现减肥，例如或者吸脂术。而这些恰恰是瑜伽所不能苟同的。“要想练好瑜伽，你必须坚持去健身房，然后认真练习。”弗伦奇说道。“在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瑜伽会馆的经营者们也恰恰面临这个问题：客户是否忠诚、积极，就能决定一家会馆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确保顾客们都能乖乖回来练习瑜伽，或许并不是中国瑜伽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卡玛生活瑜伽会馆的Nelly Wang介绍说：“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找到有天赋的教练，培训他们、然后留住他们。”这家会馆目前有4名全职教练，9名兼职教练。他们教授的课程各不相同，包括正在流行的“高温瑜珈”，也就是在高达37摄氏度的房间内练习，以达到放松肌肉、提高灵活度的目的。

　　Baimbridge也认为，保持高水平的教学的确不易。但他表示，这并不仅仅是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他说：“很多人从教练培训课程毕业后，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水平。这种情况到处皆是，印度、美国、中国，所有地方都是这样。”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教练培训只是推荐标准，而非强制规定。一个优秀的教练每200小时的课程收费3万人民币，但一些课程只有短短1、2周。而且，某些不诚实的人可以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轻松买到瑜伽教练资格证。

　　“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其他健身房的教练到我们这里上课。”Robyn Wexler这样说道。她是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第一家大型瑜伽会馆“瑜伽苑”（Yoga Yard）的共同创建者。她说：“我很惊讶地发现，学员之中竟然有一些瑜伽教练。”

　　英国人Fela Adebiyi则表示：“如果有某个行业组织管理瑜伽教练需要学习的内容，就再好不过了。”他在上海的瑜伽会馆“Y+瑜伽”（Y Plus Yoga）授课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这家会馆在上海有两处会所，都很受欢迎。“如果教练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在练习房内做什么，瑜伽就很容易造成伤害。”

　　对很多瑜伽行业的创业者而言，除了上述挑战，他们必须同时应对瑜伽所固有的轻松的精神内涵与经营企业的现实需求。Adebiyi说：“完美的平衡就是既有经验丰富的瑜伽教练，又有深谙经营之道的瑜伽精神导师。”

　　日本侨民Kazuko Koikeda是最近加入上海瑜伽行业的新成员，她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5月初，她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附近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的瑜伽馆。这个位置属于过去的法租界，时尚感十足。不远处则是Kazuko Koikeda开了两年之久的素食馆。Kazuko Koikeda说：其他大型瑜伽馆“所关注的是大众市场”，“我们则希望提供高质量的瑜伽课程，而且并不是要借瑜伽赚钱。只要我们能够维持这家瑜伽馆的运行，就没问题。”目前，这家名为“Darshana”（梵语的意思是“（因看到伟人或圣人一面而得到的）功德；得福；福德”）的会馆只有14名会员。7位兼职教练负责每周授课40课时。

　　但实际上，由于瑜伽的费用只是非必要性支出，因此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类似，中国也有很多瑜伽馆在2008年和2009年倒闭。Baimbridge说，到底要不要依靠瑜伽赚钱，确实是一个问题：“自从瑜伽从修行世界进入物质的现实世界之后，这种冲突就一直存在。我必须要付电费、教练的薪水和保险。你无法回避现实问题。”能不能既做成企业，又保持瑜伽的原则？“我认为可以。”他最后说到。